<em id="w2ej4"></em>
    <ol id="w2ej4"></ol>
    <th id="w2ej4"><p id="w2ej4"></p></th>
  • <em id="w2ej4"></em>

    歡迎來到億萬先生|mr007億萬先生,有你加入更精彩。

    當前位置:首頁 > 新聞中心

    古樸清質,意態灑脫——汪士慎及其隸書風格的形成

    類別:億萬先生 文章出處:億萬先生發布時間:2021-02-13 17:22:14 瀏覽人次:934

    “揚州八怪之一”的汪士慎,其詩文、茶道、書法、為人處世等皆為人所稱道。其隸書古樸清質之貌,是文人風骨的展現,亦如其孤潔、清淡的品性,是他人所不能及的。雖然,汪士慎與當時大多數取法漢碑、攻習隸書者一樣,有著時代的局限性,但汪氏在漢碑的浸潤之下,其隸書氣格可謂高古渾穆,頗具古意。同時又因為他于漢碑的斑駁中尋找心靈的落腳點,追求清勁雍博的書法風格,其作品也有著自己獨特的韻致。《書與畫》雜志2020年第10期推出了《揚州八怪的書畫藝術》專輯,本文為其中選刊。

    一、汪士慎的生平、交游
    (一) 汪士慎生平
    汪士慎(1686—約1762),字僅誠,又字近人,號勤齋,別號巢林、溪東外史、天都寄客等,“揚州八怪之一”。其詩文、茶道、書法、為人處世等皆為人所稱道。有關其原籍何處,學界至今未有定論,存在三種不同的觀點,一些學者如方毅、劉范猷認定其原籍為安徽歙縣,而鄭昶、俞健華等學者則認為其為安徽休寧人氏。此外,孫濌公《中國畫家人名大辭典》在列舉歙縣、休寧縣兩說之外,又舉出“浙人”一說。在此,筆者從第一種說法,認為汪士慎康熙二十五年(1686)生于徽州府歙縣布政鄉成果里,即今安徽省黃山市歙縣城關區富堨鄉富溪村。
    徽州地區自古儒學之風盛行,乃“程朱桑梓之邦”,“士習蒸蒸禮讓,講學不輟,誦說詩書,比戶聲明文物,蓋東南屈指焉”,而歙縣作為徽州文化之中心,教育事業尤為發達,除了設立府學、縣學外,還于各鄉設立社學、塾學。汪士慎生于當地大族,自小在濃厚的文化氛圍之下,耳濡目繞,飽讀詩書,打下了深厚的儒學基礎。此外,其興趣也相當廣泛,琴棋書畫、金石印章,無一不擅。汪士慎年少時醉心于藝,后在其父的告誡下,專心讀書求仕,奈何時運不濟,屢試不第,其志也本不在此,遂決定捐棄功名,潛心書畫,欲以丹青名世。
    清康、雍、乾時期,隨著社會的穩定,經濟逐漸繁榮。作為當時南北東西水陸交匯的大碼頭,兩淮轉運使的駐所所在,揚州也伴隨著鹽業和漕運的發展,繁榮富庶,再現繁華局面。在這樣經濟繁榮的地區,人們對于文化藝術的需求與日俱增,商賈在刊刻書籍、書畫鑒藏等文化方面的投入亦愈加豐厚,這無疑激勵了藝術的發展,揚州成為江南地區文化、藝術交流互動的中心。清 汪士慎 詩畫合璧(局部)

    清 汪士慎 詩畫合璧(局部)

    早年,汪士慎常與友人周游揚州地區。寓居揚州期間,汪氏與友人吟詠詩文,交流書畫,游歷廣陵古跡。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一場變故的打擊之下,汪氏決定與故鄉訣別,遷居揚州,并以鬻畫、鬻書為生計。汪士慎自雍正元年(1723)攜家帶口來到揚州后,最初的十來年間客居于同鄉馬曰琯、馬曰璐兄弟二人的小玲瓏山館。其間馬氏兄弟為他提供物質上的幫助,營造了一個安定的生活環境,汪氏得以能潛心書畫,迎來了書畫創作的鼎盛期。這種寄客生涯一直持續到乾隆二年(1737),稍有寬裕的汪氏終于不必再寄人籬下,于揚州舊城北購置了一處舊屋,并為居室題款齋號,此時汪士慎已五十二歲,年逾知命。自此汪氏不必再疲于應酬,一心求藝,以鬻畫為生,雖生活較以往為清貧,但少了世事的紛擾喧囂,汪氏的藝術世界更為自由、通達。乾隆三年(1738)汪士慎在游歷山水、拜訪舊友的途中因旅途勞累,罹患眼疾,遂返揚靜養。不久,目疾發展到“目瞖不分云水白,山光都作有無看”的程度,至次年(1739)九月,左眼視力完全喪失以致失明。然汪氏雖一目已盲,依舊沉湎于翰墨,不輟苦吟。晚年,汪士慎不幸雙目俱瞽,以鬻畫為生計的他生活更為清苦,而其心境則更為澄明。閑暇時,汪氏常坐于書齋之中,靜聽蟬鳴,“即使不能作畫,也仍手書詩篇,將多年悲苦寄于筆墨紙間”。
    乾隆二十四年(1759),汪士慎在揚州舊居與世長辭。清 汪士慎《春風三友圖》軸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清 汪士慎《春風三友圖》軸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二) 汪士慎交友
    正如汪士慎自作詩《歲暮自嘲》中寫道:“莫道稱高蹈,孤清性所耽。”其性情恬淡豁達,一生恪守清貧,不隨浮塵世俗。他傾才情、心智于藝術,所繪梅花蒼秀兼具、超凡脫俗,傲然橫斜于霜天雪地之間,完全是汪氏其心跡的外化,亦是其文人風骨的真實寫照。
    汪氏性情雖清高孤傲,但待人誠篤,與知交、摯友的交游十分親密,與同被譽為“揚州八怪”的好友均有頻繁交往。“他們或結伴蕩舟于湖上,或挑燈共度于寺中,或冒著料峭春寒一同踏雪尋梅,或者參與和修禊韻一道對酒吟詩。而更多的則是在一起作畫品畫,研討藝術,題文作跋,暢抒心扉。”除此之外,和他交往較為密切的,還有管希寧、姚世鈺、陳章、厲樊榭、丁敬及馬曰琯兄弟等。
    汪士慎與高翔
    高翔與汪士慎二人,可謂是莫逆之交,彼此的志趣、理想相一致,交游也最為密切,“在揚州,同游保障河(即瘦西湖),共探隋宮故址,維舟鐵佛寺,晚飲于虹橋”,時相過從,閑談啜茗,以觀云物。乾隆七年(1742),二人乘舟同游蟒導河而歸,高翔特繪《蟒導河圖》并題詩,汪氏于其后賦以詩云:“聒耳驚湍蟒導河,河邊古廟祀仙娥。離城卅里忽來到,有慰閑官賦挽歌。茱萸灣里寒潮長,揚子江頭落日斜。白鳥煙沙歸畫軸,蕭蕭籬落是官衙。”汪、高二人一生布衣,境遇相近,品性、趣味有著共通之處,相交甚篤,常常互贈詩畫。乾隆二年(1737),高氏五十歲時,汪士慎賦詩兩首相贈,其“相交相愛垂垂老,朝夕過從風雨中”之句感情真摯,汪、高二人相知相慰從中可見一斑。高翔曾為嗜茶的汪士慎作《煎茶圖》,繪汪氏小像,題寫像贊,亦足以見其二人之情誼。清 汪士慎?隸書詠牽牛花詩軸

    清 汪士慎 隸書詠牽牛花詩軸

    汪士慎與金農
    金農為汪氏之詩文摯友,兩人常在一起品茗、論藝,詩文唱和。金農好藏硯,嘗自為銘詞,請汪氏手鐫,名“寫經硯”,甚寶之。曾同游“康山草堂”,金農作《憶康山舊游》以寄懷汪氏及諸友人。乾隆二年(1737),汪士慎喬遷新居,金農作詩以祝。汪氏晚年雙目俱瞽,貧困潦倒之時,金農作詩、作畫贈予汪氏相慰,而當金農病臥蕭寺時,汪氏亦自攜書作相贈,二人真摯之情,誠篤如是。
    汪士慎與丁敬
    丁敬與汪氏之交起于金農的引見。金農居杭州時,與丁敬為鄰,二人為知交,常聚一起探討金石、書畫,而汪氏同樣嗜好金石文字,善治印,亦為同道,金氏遂引見二人,丁、汪一見如故,從此為摯交。
    此外,汪士慎與厲鶚、管希寧、陳章及馬曰琯、曰璐兄弟等人,也是往來頗密,在此不再贅述。清 汪士慎 幼孚齋中試涇縣茶詩

    清 汪士慎 幼孚齋中試涇縣茶詩

    清 汪士慎?莊節先生過天衣寺詩

    清 汪士慎 莊節先生過天衣寺詩

    二、清前中期隸書發展概況
    明人尚清談、學風空疏。清初,對宋明理學的批判和斗爭促使學術風氣發生轉變,訓詁考據之學在當時應運而生。學者轉入對儒家典籍的輯佚和校勘,并借金石文字以證經訂史,尋訪、摹拓碑刻以及互相交換饋贈碑刻拓片隨之蔚然成風。新近搜訪到的金石、碑版,通過文人間的密切往來很快便為書家所了解并加以借鑒學習。受此影響,隸書發展至清初,開始由式微走向復興。
    (一) 鄭簠的隸書實踐
    鄭簠(1622—1693),字汝器,號谷口,上元(今江蘇南京)人。以行醫為業,并善書,尤以隸書著稱于世,其學漢碑數十年,傾力尋訪搜集。
    據鄭氏自述,其最初學隸,也是由時人宋玨入手,學其書二十年。在經年日久尋訪、摹拓漢唐碑碣之后,鄭簠逐漸意識到所學“日就支離,去古漸遠”,遂溯流窮源,直取漢法,沉酣其中三十余年,“遍摹漢、唐碑碣”。遂開辟習隸書者直接取法漢碑的新風氣,一改元、明書家從唐人學隸書的習氣,在當時引起極大反響。
    鄭簠隸書,取法高古渾穆,用筆活脫,隸法中兼有行草筆意,所書有輕重主次之變化,流動飛舞之姿態,結字則聚散離合、高低錯落,一變元明隸書呆板、平直之積習。其隸書風貌奔逸超縱、神采奕揚,為當時文人、書家所激賞。鄭簠在清初以隸書名世,引領了當時書家學隸之風尚,從學者眾。在鄭氏謝世之后,其隸書書風仍影響著大批書家,揚州頗具盛名的“揚州八怪”之中,高鳳翰、金農、高翔、鄭燮、汪士慎等人的隸書即曾受到鄭簠影響。
    (二) 石濤的藝術主張與隸書實踐
    石濤(1642—1707),俗姓朱,名若極,明宗室。幼年出家,法名元濟,又名原濟,號石濤,別號有苦瓜、小乘客、苦瓜和尚等,晚年號大滌子、清湘道人、石道人。喜交游,屢次周游于敬亭山、黃山及南京、揚州等地,康熙三十一年(1692),石濤自北京南歸后定居揚州。
    石濤畫藝成就卓著,被譽為清初畫壇“四僧”之一。其藝術理念、風格意境、審美表達予“揚州畫派”以諸多啟示,金農、高翔、汪士慎等人都受其論藝思想影響。“作為具有革新思想的山水畫家,石濤的藝術貢獻是多方面的,除了在傳統山水畫方面產生過重要影響以外,其書法藝術在清初書壇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其書跡多見于畫款,諸體之中,又以隸書最為精能。秦祖永《桐陰論畫》評石濤:“尤精分隸書。王太常云:‘大江之南,無出石師右者。’可謂推之至矣。”
    石濤隸書直承清初鄭谷口、朱竹垞二家,但并不為其所囿,在師習時人的同時,亦十分重視古隸的摹寫,浸心于《曹全》《史晨》《禮器》及《夏承》等碑。其書跡有豪放郁勃之氣勢,以奔放之勢見勝。石濤將傳統筆墨技法加以變化,筆情恣肆淋漓,不衫不履,離奇蒼古而又能細秀妥帖,直抒胸臆,時時顯露出其奇思逸趣和天真瀟灑。總的來說,其隸書風貌峭拔秀逸,與鄭簠相近而更得縱肆之趣。
    (三)其他
    王時敏(1592—1680),字遜之,號煙客、西廬老人等,江蘇太倉人。與王鑒、王翚、王原祁合稱為“四王”。王時敏雖以畫名世,但亦善書,尤其精于隸書,在隸書寂寥欲絕的清初具有很大影響。其隸書點畫沉厚,字形嚴整。風格上接近唐隸面貌,特別是其用筆常常間雜楷法,且結字喜用別體,更是唐人隸書中常見的習氣。
    朱彝尊(1629—1709),字錫鬯,號竹垞,秀水人。朱彝尊學識宏福,博覽群籍,同時善經史考辨,好金石之學,其學書緣起與其搜集金石碑刻的活動不無關聯。其隸書得益于《曹全》,用筆圓潤娟秀,結體端雅莊重。且無時人隸、楷混雜之積習,行筆穩重,波磔出以自然之致,所作平和秀雅,古意盎然。
    “清代前期的隸書,基本上反映出隸書書法從取法唐人和隨意妄作的狀態轉向回歸漢隸和以古為師的轉變過程。”鄭簠、王時敏等人在師習時人的同時,亦精研漢魏碑碣,不遺余力“上追秦漢”,但元、明隸書古法殆盡、肆意妄作之流弊已久,積習甚深,當時善寫隸書者,大多仍沾染這種習氣,常夸張用筆,且喜用冷僻字、別體字。“到康熙后期,隸書的漫無法則、怪異離奇等書學態度及書寫方式等引起一些嚴謹而師學古人的人士的不滿和抨擊。當時的學者和金石學家王弘、王澍等人,都在指斥元明隸書弊病的同時,大力鼓吹和提倡學習漢隸。與此同時,鄭簠、朱彝尊等人的尋訪搜集漢碑活動以及他們在臨摹學習漢隸方面的實踐和成就,也對當時的隸書取法和創作途徑提供了榜樣。”清 汪士慎?詩畫冊之一

    清 汪士慎 詩畫冊之一

    三、汪士慎隸書師承及風貌
    汪士慎擅長隸、行二體,其中尤以隸書成就為高,并在當時享有聲名。《淮海英靈集》評:“近人善分書。”《昭代名人尺牘小傳》云:“善分書。”汪氏好友厲鶚作《汪巢林八分書歌》贊其:“少陵論書得其真,曾云書貴瘦硬方通神。昌黎論書有深意,苦道羲之俗書趁姿媚。由來八法壞六書,二篆微茫竟誰嗣。八分元從二篆生,強被歐陽呼隸字。漢人近古無差訛,流傳后代已不多。郭香察書久埋沒,武梁畫像今銷磨。任城五碑蟲蝕蘚,泗水九刻龍騰梭。巢林居士老好事,典衣不惜窮蒐羅。手摹心追筆成冢,坐臥三日難同科。腕懸仍似蠶頭篆,筆磔稍存隼尾波。只余瘦硬乏姿媚,每受俗眼相譏訶。興來為我書數幅,奴視唐朝韓澤木。豪家屏障豈相宜,掛我翛翛竹間屋。”從中可知,汪士慎摒棄“帖學”之媚俗浮華,直追魏晉秦漢,“與古為徒”。
    (一)汪士慎隸書師承淵源
    早期——承鄭簠、石濤遺風
    康、乾之際,鄭簠以擅隸享有重名,書家習隸者多宗之。流風所及,揚州八怪中工隸書者,如高鳳翰、金農、高翔等人,亦深受鄭簠影響,規模其書。高鳳翰曾從山東張在辛處學書,而張氏即師承于鄭谷口,受其影響,高鳳翰于隸書同樣推崇鄭簠。金農早年受時風熏染,也以鄭簠為法。而高翔習隸則終生未能擺脫鄭簠之窠臼,其隸書面目接近鄭氏一路。
    鄭簠隸書在當時除影響南京、揚州之外,波及安徽、浙江、福建、山東等地。汪士慎好友習隸多受鄭簠影響,可以說,流風所及,汪氏亦不能免俗。筆者認為汪士慎早年同樣隨時風師習鄭簠,但其很快便溯流窮源,浸淫于漢碑的世界之中。
    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曾于2009年上拍一幅汪士慎書法冊頁十二開,水墨紙本,其中隸書書跡八,面貌與鄭簠隸書相近,為其早年所書。此作品雖真實性尚待考證,但亦可從一定程度上反映汪氏隸書之師承。清 汪士慎?詩畫冊之五

    清 汪士慎 詩畫冊之五

    中后期——遠法漢碑
    汪士慎隸書書跡多見于存世書作。其隸書不受鄭簠時流影響,不作靈動飛舞、波磔夸張之體,而是用意于運筆的遲澀凝重與字形的方整雍容,其點畫之沉穩、結構之謹嚴,明顯是從對漢碑的臨習揣摩而來。汪氏《巢林集》中所收詩作《焦山六首》,“一龕新色相,片石古雷霆”及“禮瞻漢高士,摹讀晉碑文”等句亦可證明他于漢碑浸淫日久,熏陶漸深,所以其書能不染時俗而溯源法古。綜觀其書,可以說,汪氏對漢隸的審美意蘊有著準確的體會、把握。
    汪士慎隸書沉穩謹嚴,雍容方正,其隸書風貌主要得益于《西岳華山廟碑》。此碑為漢隸之典范,于端莊整飭之中寓有奇變,具廟堂之氣,為隸法正宗。原碑唐宋時期尚保存完好,上有唐宋時期書家、學者之題名,后毀于明嘉靖年間,在清代曾屢有重刻。此碑原石已毀,不過尚有拓本流傳,存世有“華陰本”“長垣本”“四明本”“順德本”。
    《華山碑》自明末開始為書家、學者所重視,品贊之聲不絕,加以拓本流傳稀少,所以更為世人奉為珍品。清初朱竹垞于漢隸之中最推是碑,謂:“漢隸凡三種:一種方整,一種流麗,一種奇。惟延熹《華岳碑》正變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長,當為漢隸第一品。”在其推崇之下,此碑益煊赫于世。揚州馬氏曾藏有此碑宋拓名本,即今日所稱之“順德本”,又稱“玲瓏山館本”,甚為寶之,嘗邀金農、汪士慎等好友雅集共賞。金農盛贊此碑“華山片石是吾師”,于此碑用功最勤,以其為范本,反復臨寫,從中汲取營養。乾隆十年(1745),高鳳翰在馬氏小玲瓏山館得見“順德本”后,以“頃刻帖法”復制這本古帖,作詩紀念,并有《戲用頃刻帖法雙鉤摹制〈西岳華山碑〉記》一文記之。汪士慎摯友高翔亦同樣師習此碑,有《臨西岳華山碑冊》傳世。臨本規模原拓,因以硬毫書寫,予人以瘦硬峻峭之感,其總體風貌與汪氏隸書極為相近。揚州八怪眾人在藝術追求和審美趣味上相互影響,取向接近,想必汪士慎亦同好友金農、高翔一樣,以《華山碑》為習隸之范本,師法此碑。現有資料,雖沒有汪士慎學習《華山碑》的直接證明,但察看汪氏隸書書作,可以看到其作品在用筆、結字諸方面與《華山碑》之特質有著相通之處,這或可為佐證。
    因現有的文字資料所限,我們還很難還原汪士慎習隸的整個過程,但其隸書古樸清質之態,以及對漢碑特征、審美意蘊的準確體會和把握,無疑是建立在長期臨摹漢碑的基礎之上。除《華山廟碑》之外,對于《乙瑛碑》《曹全碑》《史晨碑》《禮器碑》等一類端謹莊重的漢碑,汪氏也應有所涉及。清 汪士慎?詩畫冊之十

    清 汪士慎 詩畫冊之十

    清 汪士慎?詩畫冊之十一

    清 汪士慎 詩畫冊之十一

    (二)汪士慎隸書書法形式及風格
    形式特征
    汪士慎隸書書跡主要見于其存世書作,亦有少量隸書題款見于《花卉冊》《梅花竹石圖冊》等畫作。現存書作主要有《詠牽牛花軸》《莊節先生過天衣寺詩》《觀繩伎七古一章詩》《丁處士題松澗草堂詩》《幼孚齋中試涇縣茶詩》《隸書七言聯》《隸書五言聯》《送楊巳軍赴都門冊頁》《冬日寄懷項士窳民冊頁》等。
    綜觀汪士慎存世隸書書作,形式多為立軸,亦有部分作品為冊頁、對聯。據現有資料,并未見有隸書書扇及其他形式。汪氏隸書無論書作、畫款,面貌基本一致。在章法上,對仗整齊,平整端穩,似漢碑那樣等勻,字距多大于行距。其隸書書作多佐以行書落款,古樸清質,與其內容相得益彰。清 汪士慎 丁處士題松澗草堂詩

    清 汪士慎 丁處士題松澗草堂詩

    風格
    與一般書家不同,“揚州八怪”諸人兼擅書畫,對于線條、造型有著深刻理解,其筆墨語言更豐富。“在用筆、結字,乃至墨色變化各方面,亦能打破傳統書法審美規范的約束,將繪畫的技巧和修養引入書法創作,從而拓展了書法的技法和表現力。”汪士慎以畫梅之法寫隸,雖與正統筆法有異,但有著令人稱奇的效果。其隸書點畫形態活潑生動、情趣各異,尤其是波磔之筆能在順應筆性的前提下曲盡其妙,各具姿態。
    此外,汪氏不僅深研八分,其篆書、治印造詣亦不凡。作隸常常參以篆法,藏鋒逆起,圓筆中鋒直行,即厲鶚《汪巢林八分書歌》中所稱“腕懸仍似蠶頭篆”。其隸書下筆堅凝穩重,點畫沉實。筆者認為汪氏隸書中篆籀之意,可能源于其對于《華山碑》特質的體會和把握。此碑上通篆,下亦通楷,借以觀前后變之所以然。用筆方圓兼備、藏露互現,筆道豐滿厚重,篆籀古意濃厚。
    汪士慎隸書結字構形、用筆之法皆受《華山碑》影響。其隸書體勢端莊,結字方整寬博,布白勻稱,但并不呆板,而是在安排字形的寬厚平正之中賦予其生動之姿。用筆古拙,跌宕變化,筆調含有金石趣味,特別是波挑、波磔主筆絕不機械重復,收筆或含或露,或圓潤或方整,或豐盈或瘦峭,其點畫、結字有著如樂曲節奏般的韻律之美。一字一畫之工拙不計,意態灑脫,古樸清質。值得一提的是,筆道橫粗豎細,且豎筆有外拓之勢,為汪氏隸書主要用筆特征。
    雖然,汪士慎與當時大多數取法漢碑、攻習隸書者一樣,有著時代的局限性,“囿于漢碑的沉厚樸茂......亦短于脫變,略顯拘謹”。但汪氏在漢碑的浸潤之下,其隸書氣格可謂高古渾穆,頗具古意。同時又因為他于漢碑的斑駁中尋找心靈的落腳點,追求清勁雍博的書法風格,其作品也有著自己獨特的韻致。其隸書古樸清質之貌,是其文人風骨的展現,亦如其孤潔、清淡的品性,為世人所稱道,這是他人所不能及的。
    (本文原題為《略述汪士慎及其隸書風格的形成 〉,原刊于《書與畫》雜志 )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返回頂部

    内蒙古瞬衔顾问有限公司